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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____郑板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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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河流之死  

2012-03-10 21:21:05|  分类: 推荐阅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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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转载自随笔杂志《河流之死》

河流之死

   

(本文选自《随笔》2012年第1期)

 

黄金明

   

   

凤凰村坐落在一块长条状的斜坡上,屋舍错落有致,一条村巷由北向南,贯穿而过,直到江边。尽管凤凰村有蛇地及蟹地或龟地之说,但我想若航拍的话,看来更像一尾鲤鱼,层叠细密的灰瓦像鱼身的鳞片。鱼尾在长滩岸上摆动,鱼头伸至下游的“荷包袋”,正好对着鬼落山。我们家就在“鱼头”的部位上,凤凰村当时惟一的甜井恰巧居于鱼眼的位置。不管地形像什么,当年先祖正瑞公迁居此地,肯定是因为河流。河流像一条透明而闪亮的玉带,从“鱼尾”贴着“鱼腹”流过,再从“鱼嘴”处流向下游的米缸窝,直往下游的石头垌及马园山流去,此地乃明末义军首领黄庆国所建的水碓遗址。

    河水环绕着村子流过,使我的童年在水声中度过了每一个夜晚。上游有多个水源,其中一处发源于中火嶂北麓,有一两处发端于广西十万大山余脉,可谓源远流长。上游河床浅窄,流量不大,至长滩处逐渐开阔,流速减缓,风吹过处,波光粼粼,两岸林木幽深,正适于鱼虾繁衍。长滩处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蓄起水坝,将河流拦腰截断,坝上安装水泥板水闸,上铺水泥桥,供行人牛马行走。坝边开挖一条水道,将水送到水轮机房,利用水力使大铁轮转动,并用皮带将动力传到碾米机去碾米。水轮机房就建于河岸山坡临水处,临江的墙基高逾十米,长有八九米,全由石头垒砌而成。石头之间的石灰线白色而清晰,看上去像一个巨大蜂巢的平面图。我常坐在河岸上,盯着那面石头墙发呆,那些规则的、多边形(或多棱角)的灰色或白色相间的图案,仿佛诞生于一种符合美学的神秘秩序,让我感受到了它的法则和威严。水从石头墙底部的水道流出,泛着泡沫,像白色而闪耀的花纹。石头墙基跟黄色的泥砖屋连接处颜色对比鲜明,往往又飘动着几株芍药、野蕨或铁芒箕之类的杂草。那面墙壁像一幅巨大的壁画,多年之后,我注意到一道裂缝在墙上蔓延和扩大,仿佛一帧风景名信片上的撕裂痕迹。那些石头将挣脱石灰的粘合而纷坠于水中。它们挣扎了好多年。也许,它们本来就是从河中捞取的。

    河床多浅窄,上面布满光滑的鹅卵石,流水如镜,难以计数、种类繁多的小鱼活泼地游动,仿佛在镜子的深处游动。石头浑圆如母羊的奶子,或雪白,或灰褐,有时还能见到青色或黄色的石头,晶莹剔透如宝石。我们捡回来,在庭院里做玩具,大的搭房子玩,小的玩捉子游戏。在这样的两段流水之间,往往是一个比较幽深的河湾或水潭,犹如水瓮,流水原本哗哗作响,此刻注入去,不泛起一丝涟漪,仿佛流入了怪兽的口腹,或时间的黑洞。河湾两岸,苇草茂密,相思树摇晃,据说过去全是密密麻麻的水蓊树,但在大炼钢铁时期被砍伐化成了木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已不见踪影。我还算赶上了小河最后的好时光。它仍然是那么清澈、深邃,鱼龙混杂。深水里隐藏着大鱼。

    推着岁月缓慢地推移,我们发现小河发生了难以察觉却不可逆转的改变。譬如河水的流量、流速都在减小,河岸越来越高,河床却在不断抬升,那些鹅卵石变得灰白及污糟,失却了颜色和光泽,淤泥越堆越高,连沙子也不再干净而被泥土所覆盖及代替。河床上长满了奇异的高大灌木及杂草,河流病入膏肓。河水逐渐变得污浊,气味不再清新,如果不是碰到暴雨倾盆或山洪暴发,已见不到一朵像样的波浪了。这直接影响到鱼类的生存。河流就像一座年久失修的旧房子,梁柱崩断,四壁开裂,摇摇欲坠,其倾覆乃是早晚之事。生存其中的各类居民,要么远遁,要么等死。总之,生灵越来越少了。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要找到一尾斤把重的草鱼,已极为困难了。母亲多年前牧鹅在河滩捡到一只毛蟹,这种往日多如牛毛的河蟹已不见踪影。而龟鳖之类,已不知所终。大堂哥在村边的“裂坑”被一只红色甲鱼咬住脚拇指的情形,已经是十七八年前的事了。

    大约在那个时候,父亲将一直放在杂物间或柴房好好收藏的各类渔具搬出来,就放在屋边,任其水淋日晒。那几个鱼笼,成了老鼠的乐园,逗得几只猫狗在气咻咻地追逐。父亲决计金盘洗手了。这不是他突然大彻大悟,不再杀生。偶尔我带弟妹去网鱼,也遭到父亲的呵斥。他振振有词:“江上的鱼有毒了,吃了不卫生。”我不服气说:“有毒怎么还不死,你看它们多么生猛?”我也注意到,能网捉到的鱼类越来越少了。除了一些镰刀、沙皇、菩萨鱼之类的小杂鱼,要网捉一条二指大的草鱼或鲫鱼,都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了。

    村庄的鱼池子正在被打破,鱼将灭绝,水将流失。对于村庄的人来说,河流曾经清澈干净,可资饮用,是天然的洗衣盆、洗菜盆,是村民洗濯什物乃至身体的场所。人们在河上洗草给牛吃,在过江埠杀鸡、宰狗,将禽畜的内脏扔给鱼争食。洗衣服的肥皂泡沫覆盖了埠头的水面。终于有一天,人们不敢再到河边杀鸡了,水太臭了,变黑了,过江埠下的水潭成了水牛的洗澡池。水底积淀着深厚的牛粪。每当午后或黄昏,放牧归来的水牛喜欢躺在水底下,美美地一卧就是大半个时辰,才在牧童鞭子的驱赶懒洋洋地起来。是的,凤凰村人在所属河面上,按其功能是区分严格的。上游保持干净,中游洗衣服,下游则是扔死亡禽畜的地方。但是,他们不顾及小河下游远处的村庄,只考虑本村人的利益。他们没有想到,在上游不过数里之遥,就有着类似的村庄,干着相同的勾当。村庄之上,还有村庄……悲剧就是这样诞生的。

    死亡禽畜的污染不可小觑,“污染”这个字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乡村,仍显得过于陌生,但污染没有片刻在停止。生活污水,主要是洗菜、洗锅水及洗澡水了,会通过沟渠、裂坑直接排入河中,这些生活污水在村民们将洗头水替代了茶籽水后尤显突出。至于人畜粪便,村民要收集起来作有机肥之用,倒不怎么污染河流。村庄家家户户都养有鸡鸭及猪牛等,当禽流感来临之际,小河下游的河段堆满了死禽,偶尔还能看到肿胀如鼓的死猪,没有人会掩埋,更谈不上有何消毒或清理措施了。只有死牛,才有人想到挖坑掩埋,但往往埋得太浅,臭味像浓雾笼罩于村庄的上空,经久不散。即使每个村庄的上游都是干净的,他们也因这一个河段而深受其害。苦果是一点一滴地孕育并慢慢膨大的。在小河遭到灭顶之灾时,没有人考虑这个问题。每一个村庄都是这根锁链上的一环,谁也逃不脱其中的厄运和责任。等到河水发黑发臭,连牛也不想再饮用之际,村民们自食其果的时候终于到了。小河曾经是一根闪光的项链,挂在村庄光洁优美的脖颈上。如今,美人已迟暮,链条已锈蚀,一切都失去了生机和灵气。进入九十年代,人们发现,河流正在进入它的死亡期,水越来越黏稠,几乎停止了流动。近年来,小河已经奄奄一息,鱼虾几乎绝迹,连最普通的走水佬、花肚军、麻扁婆之类的小杂鱼都难得一见了。河床上倒是有一丛丛的杂树、荆棘和野草在蓬勃生长,其中的野蓖麻和颠茄,长约三米,在杂树中鹤立鸡群。颠茄开出的花朵犹如喇叭,白惨惨的,像死人的脸;有的又鲜红如血,看上去妖艳而诡异,散发着恶臭。这仿佛是河流的鬼魂在游荡。河湾上的几潭死水,漂浮着塑料袋、死禽和垃圾,倒是绿得让人悚然的水葫芦在疯狂地生长,那些肥厚的叶片像塑料布要将整个水面覆盖。

    当河水不再流动,它已变成了一道臭水沟,失去了自我净化的能力。河流的死亡成为令人悲怆的事实。多年来,那些无辜而淳朴的人,都参与了对河流的谋杀。没有人看到这种后果,也没有谁承担责任。他们将此处污染之后,选择了离开。稍有点本事的人,已到了镇上、县城购房生活,做点小生意,过起了体面人的生活。能力稍逊的人,也要到城里打工,做走鬼,总比在村里种地要好。这种想法是现实而有效的,种地越来越难以维持生计了。农民的贫困潦倒乃至濒临破产,是这个古老帝国近两千年来的宿命,他们无法摆脱这个命运。城镇化的结果似乎给他们带来了一丝曙光。至于家园崩溃,那并不重要,只要成了城里人就好。有谁愿意留恋这个穷山村呢?他们似乎没将这个生存了数百年之久的村落当做家园,不关心河流、山坡及田野的死活。那些卑微的耕种者,也许从来就梦想着逃离。现在,既然有了一线希望,村庄的一切已不再重要。他们继续着对河流及山野的掠夺和索取,直至河流一无所有,山野荒芜。河流是大自然的镜子。它映照的是垂死的土地。土地的过度垦殖及污染是三十年来中国最大的现实之一。

    我指责农民向山野索取是不厚道的。他们除了向山野找点糊口之物,还能怎么样呢?他们长期以来,在填饱肚子之后,还得向历代王朝及各级官吏缴纳种种捐税。他们本身也像被压榨的荒野奄奄一息。土地之死和农民的贫困是成正比的。他们是皮与毛的关系,当大自然彻底崩溃之时,农民们将发现,他们再也无法向土地索取一只可以充饥的土豆了。

    贵族和大亨在向大自然索取宝石、石油和金矿而不知廉耻,农民向土地和河流的要求并不算过分。但问题是农民并不爱惜自然。这当然很难说是农民的责任,由于历代以来愚民政策的深化及其后果,他们无法受到有效的教育而成为觉悟者或现代公民。我能指责他们放弃了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古老法则或民间智慧吗?当工业机器在古老中国大地上隆隆轰响时,农民们蠢蠢欲动了。他们从来就不甘心于社会最卑微最悲惨的底层。正是稍有点头脑的打工仔成了第一代包工头,有点政府背景的人成了第一代乡镇企业家。这些暴发户对乡野弃之如敝屣,又发现他们虽然有些钱,在农村赢得了眼睛发红者的艳羡,却没有得到城里人的尊重。他们要过得体面仍为时尚早,起码得将脖子上粗大如铁索的金链换得细小一点,将随着浓痰喷涌的粗言秽语变得文雅一些。这比赚钱难多了。

    农民并不缺少温驯及淳朴,最缺少的是文化。这当然不仅是本阶层的悲哀。农民是一国之基础,而该基础的大部分由文盲构成的时候,这个国家很难称之为文明之国,也很难实现真正的民族复兴及“大国崛起”。然而,要将这些农民及其后代调教成文化人或现代公民,其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在高等教育以赚钱为目的的教育产业化政策实施了十数年之后,庞大的农民子女无力承担那近十万元的四年学费(含生活费),农二代成了农民工的主力。姑且不论他们是否有考读大学的愿望及能力。于是,他们只好进城打工、做走鬼。一些不守本分的人铤而走险,跟城市的流氓无产者共同构成了各地不断泛起的城市最不稳定力量的根源。那些农民工像候鸟一样,一年中只在清明、中秋、春节等重大节日才返回村庄,他们发现在城市无法过上体面的生活,甚至喝不到干净的水吃不到不含农药的蔬菜,要呼吸一口新鲜的空气都难得了。但是走出村子的人,宁死也不愿意回去。他们无暇顾及所谓的生活尊严及质量,他们得首先解决吃饭问题,然后攒点钱,供子女读书。即使大学读不起,总得让孩子读完小学及初中吧,长大后去打工也能写封家书,出门坐车也能认个路线。而回去就意味着守着一个空寂而死灭的臭水沟或垃圾场。在土地刨食越来越难了,恐怕连成本也捞不回来了。那几块瘦田要抛荒就抛荒好了,在城里最好找个苦力活干(砖瓦工之类),找不到就摆个地摊卖烤番薯或其他小玩意,最不济还可以捡破烂,也总比在乡下种粮强。种粮时代过去了。这些人才是城市劳动人口的主力。如果他们过得没尊严,那么我光凭几个衣鲜光洁的白领或大款,就断定城市有尊严未免武断。

    老人是不愿出远门的,他们走不了多远了。他们抱着跟村庄共存亡的念头,不愿迈出半步。中国传统的封闭与守旧在风烛残年的老人身上得到了双倍的放大。他们宁愿叶落归根,永守故园。出去还是要回来的。他们都大半截入土了,对生活已学会了忍耐及承受。他们平静如水。但他们内心的忧愁和泥泞一如被不断地堆积垃圾的小河。他们从孩童时起,至今仍在重复着对村庄和田地的掠夺和践踏。不要跟他们谈论环保意识,发黄的家谱和族长的遗训乃至村规民约,几乎没有一个字会提及这些,连讲究阴阳五行、坐向、风土、堪舆等的风水师也被当做封建残余被铲除了。那些源自高深古籍的道理,也不是农民可以理解的。

    为什么流水保持清洁逾数百年之久,却在近三十年遭到了万劫不复之境呢?归咎于今人不如古人有环保意识是简单的,却未免失之公允。时代毕竟变了,在过去的农耕社会,村庄、河流及土地的循环和利用是良好的,大自然从未失却自我净化的能力,一旦崩断,亦能自我修复。耕种没有化肥和农药,生活垃圾也多是可以降解的,即使堆满村边或河涌,也能通过大自然的吸收及洪水的调节而恢复生态。但在工业时代,乡土山野间遭到了毁灭性的一击。过度垦殖及大量化肥、农药乃至各类生长素、膨大剂之类的使用,使土地濒临死亡,而附丽其上的蛇蛙虫豸之类,被大量消灭乃至绝种。在日常生活之中,大量化工用品如塑料器具、电池、钢铁、橡胶之类,根本无法让土地吸收及净化。

    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前,化工产品很稀罕,人们洗头还是用茶籽,顶多用药皂,上厕所用竹篾刮屁股,连纸巾也没有。用纸巾当然舒适而文明,当村边或河边用过的纸巾成堆,似也在揭示或彰显了这种文明的限度。不可融化或降解的垃圾越来越多了,光是装东西的塑料袋,不用几天就积满了小河。装满垃圾的塑料袋在村边的竹林中堆积如山,然后被搬移到河湾中。在过去,这些“现代性”垃圾是没有的,那些农业时代的垃圾,一部分成了猫狗的食粮,一部分在土地中腐败并滋养草木。最可怕的是,随着村中耕作人员的减少,大量土地遭到抛荒,以前作为庄稼肥料的粪池,不再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庄稼地上去。日积月累的粪便都要爆棚了,并随着一场豪雨在村巷四处流淌,臭气弥漫,并最终排入了河湾之中。生活污水就不必说了。这在以前都是不会出现的情景。农民在水田施的土肥,大部分被庄稼吸收或滞留于田中,但总会有一部分随着沟渠、田垌流失到石头溪、江竹溪等处并最终排入小河。那些盛装肥料的蛇皮袋,也是不错的器物,他们不会随手抛弃,而是在溪河中洗濯干净,拿回家待用。粪桶在使用之后,必须在水中洗净并待下次使用,这是向来的做法。当它装粪水时,污染还可说是微乎其微。但粪桶从来就是调配、盛装农药的容器,它将在农民喷完一次杀虫剂之后,连同喷枪在河水中洗濯,而用空的农药瓶被随手抛在沟壑及河湾里。这也许是鱼虾绝迹的根源之一。

    参与对河流的伤害是多方面并十分可怕的,污染仅是一个方面,而淤泥堆积、河床升高,流量减少,则得益于修水轮机房之类鼠目寸光的水利工程。在中国大地上,主要是出于对经济的考虑,每一条略具规模的江河,从源头到中下游,都建成了一座座水电站或蓄水大坝。河流被反复腰斩,这就是当下河流的命运。村庄小河的水利工程微不足道,相较之下,无异于孩子玩耍的过家家游戏。

    九十年代以降,人们多用上了液化气,对柴草的要求接近于零,山上的杂树柴草蓬勃生长,林木葱郁,更青更绿了。按理说水源不会枯缺。但在凤凰村一带乃至全县,田地大片丢荒是事实,丘陵及山地却得到了过度乃至畸形的利用。大多被开辟为荔枝园、龙眼园、芒果园之类的果园,更可怕的是种上了速生林。速生林生长奇速,三五年可成材,然后再种上新一批,宛若割韭菜,但其对地下水的抽取,更是杀鸡取卵,其树叶散发出难闻的气味,周边寸草不长。有人称之为“抽水机”,这种备受争议的树种是一种引进的外来桉树,据说可以帮助当地农民脱贫致富。有能力承包山林的不是普通农民,即使有经济条件,也不会轮到他。村干部把持着这一切。包工头、乡镇新贵以及某些政府官员往往是这些果园或速生林的主人。而果园是需要大量清水灌溉的。像山村小河水源枯缺,几欲断流,上游除了漫山遍野都被果树、桉树占据之外,还被“新兴地主”挖了无数口鱼塘,数以百计的抽水泵在日夜运转,将濒临枯缺的水源抽取殆尽。凤凰村旁边的小河,在八十年代仍生机勃勃,眼看就要寿终正寝了。

    对于一个建筑在水边的村庄来说,河流的干涸是一个悲怆而严峻的事,但大伙儿或麻木或愚昧,无动于衷。他们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及行动去抢救。仿佛河流的死亡及逐渐荒废的村巷,跟生活毫无关系。即使抛开任何美学或风景上的意义不提,河水断流已日益威胁到村民的生活。随之而来的是田地干旱,井水减少并变酸,人畜的饮用水将变得艰难和昂贵。然而,那些背井离乡在异地打拼的人,无暇亦无力去想一想河流以及村庄的将来。他们仅于节日在村庄逗留数天,除了拜神仍保持严格的仪式并逼迫自己略为平静,一颗躁动不安的心,不会为村庄花太多心思。留在村庄里的老人及小孩,自顾不暇,无视河流的变化。

    孩子可能是空心村最大的受害者。他们大多数被隔代抚养,那些颤巍巍的老人无法根据时代的变迁而对小辈进行有效的教育。这是看香港武打片、蛊惑仔漫画及玩变形金刚长大的一代,麦当劳开到了偏远小镇。目不识丁的长辈即使有几个会讲吴刚砍桂树的故事,也会被孙子用“环形山脉”的科学理论驳得哑口无言。他们无法驯服那些烈马似的孩子。他们束手无策。天上的星座仍然明亮,天空及空气暂时没遭到污染,凤凰村没有任何圈地建厂的迹象,城市化也许过一百年都不会光临中火嶂以及周边的村庄,没有几个孩子再愿意或有耐心倾听爷爷指点繁星解说星座的秘密或传说了。他们除了做那些没有多大意义的作业,就是消费电视、流行曲及游戏机,有的孩子学会了用DVD看黄片。后来,上网将大多数初中生吸引到了网吧。这比八十年代的游戏机、录像室及桌球馆更让家长及老师头痛而棘手。那些只读过一两年小学(或没上过学)的老人只能凭经验教育孙辈,发现他们迈入的是一个捉摸不透的万花筒般的时代。他们落伍了!一个六岁的孩子都会这样指责他们。

    孩子们似掌握了大量信息而显得早熟。但他们仍盲目而无知,浪费着无尽激情,也备感孤独。他们偶尔也想念父母,却发现父母的面容日渐模糊。一年才数天的见面及沟通,无法使孩子寂寞的心得到抚慰。即使有能力赚到供子女上大学的钱,大多数孩子也在高中毕业之前,过早地跟随父辈进城谋生,然后是结婚生育,将下一代留在村庄,交给自己的长辈。即使有的孩子志存高远,也不会是城里孩子的对手。这种无法挽回的命运,使那些过早成熟、胸怀大志的聪慧孩子,感到双重的痛苦和失望。

    在思考河流之死乃至土地伦理时,我想起了阿尔多·李奥帕德的杰作《沙郡年记》。该书跟亨利·戴维·梭罗的《瓦尔登湖》堪称自然写作双璧。尽管该书有着田野调查式的谨严及学术性著作的外壳,但其对自然沉思的深度和诗意,跟后者相比毫不逊色,反而多了某些客观、冷静的洞见。书中大量植物、动物及其生态环境的叙述,结合了历史、哲学和诗学的言说,刻画精细生动,笔触悠远空灵,既气势磅礴,又宁静致远,既严肃深邃,又清新轻盈,这是一部可以让人于瞬间安静的书,让人如置身于清风徐来、鸟啾泉鸣的幽深林中。作者并没有停留于对田园牧歌的吟唱,而是指出了工业时代之后土地死亡、自然崩溃的悲怆事实。作为敏锐的生态学家及思想家,李奥帕德对土地伦理及自然保育有精湛研究并在书中将成果清晰地呈现。他有将自然事物玄学化的能力,使该书超越了科学考察而具有优美的文学性。他指出了土地伦理的观念:人类应对大地摒弃征服者的姿态,而换以谦卑的态度;野地的消失意味着人与自然的最后维系已断裂,而人类扰乱大自然必将扰乱人类自身。就此而言,该书对人类及其家园的重要性,仍未获得足够的重视。李帕奥德死于扑救山火。

我一直以为,东方文化强调整体虽有忽略个体或个人的弊端,但其天人合一、崇尚自然的思想却使大自然生生不息,循环往复,能保持物种的多样化及生命的活力。而西方文明虽然对个人给予了最大的尊重,但其享乐主义和科技至上乃是建立在掠夺和毁坏大自然的基础之上。人类扰乱大自然的结果必是扰乱自身而在劫难逃。在瓦特发明蒸汽机之后,大自然隐秘的链条已断裂而无法修复。这不仅是人与自然冲突的根源,也是种族之间、国家之间乃至文化之间冲突的根源,在争夺能源、核威胁、恐怖袭击、生态恶化和社会非正义笼罩的今天,和平深受威胁。雷蒙·潘尼卡的《文化裁军——通向和平之路》深入地揭示了现代性的后果。他从人的本质、宗教、政治及宇宙本体诸个角度重新定义了和平:和平是和谐、自由和正义三等分扇面构成的圆,而被“爱”之圆心所联结(但丁诗云:推动太阳和星星的爱)。认为任何形式(包括个体、体制、政治或宗教等)的独裁和专制不会带来和平,建立在现代科学及文化基础上的竞争、发展、进化、胜利和征服也不可能通向和平。他清晰而严谨地论证了和平的条件就是文化裁军,而特指肇始于西方而肆虐全球的现代性文化(尤其是技术统治和进化宇宙论),将使其成为垄断文化而最终崩溃。进化的、竞争的、战争的上帝,不是和平的上帝。只有吸取人类数千年的历史教训,在平等基础上寻求诸种文化的对话才可能有和平。这表现了作者对某些狂热和绝对主义的彻底否定,这要求个人有足够清醒的头脑及植根于宽恕的行为。作者对当今时代的重大命题——和平、战争、宗教、科学及生态诸领域的论述都让人耳目一新,表现了他极强的综合平衡能力。这本身就是一种跨文化对话的完美示范。书结尾振聋发聩:“你要有和平吗?自己准备吧!”然而,道理大家都明白,但去不去做是另一回事。人类从不缺少真知灼见,只是身体力行乃至为真理献身的人太少了。

 

2011.10.9定稿于广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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